一个社会中，正常的生活、秩序应该是可预期的，并根据法律的指引规范自己的行为，也默认他人都会根据法律的指引行事，从而各自获得一种持续、稳定的安全感。但如果人们观念中的生活、工作秩序变得不可预测，出去吃顿饭都觉得不安全，人们对自身安全无法获得稳定心理预期，就会人人自危，暴力事件频发，基本秩序必然受到冲击。
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，固然有法律的规制，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司法机关惩治不法行为的信任，以及社会大多数人对基本价值的认可与维护。“唐山打人事件”在网络上继续发酵，有一位网友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坏人都是成帮结对、热热闹闹、招摇过市、风光无限、手眼通天，好人都是心事重重、形单影只、默不作声、忍气吞声？如今为何“见义勇为”这种传统美德成为了稀缺资源？传统文化中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”的“英雄”都哪里去了？是法律制定问题还是人们衣食无忧后让勇气选择了躺平？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。根据2004年11月27日生效的《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第二条的规定，所谓见义勇为，“是个人非因法定职责，为保护国家、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抢险救灾、救死扶伤的行为。”该《条例》系地方人大立法，属地方性法规，在本行政区域内，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。其中，“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”，与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条规定的“正当防卫”立法用语类似。我国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一条关于“正当防卫”的规定，仅仅表明“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，不承担民事责任”。该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见义勇为受到损害的，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，受益人也应适当给予补偿。《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第一条规定：“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，弘扬社会正气，鼓励见义勇为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”这一规定显然具有鼓励见义勇为、弘扬社会正气的立法目的，其范围远远超过了《刑法》《民法典》正当防卫、紧急避险的范畴，本文仅探讨涉及“以暴制暴”条件下的“见义勇为”。立法对“正当防卫”、“紧急避险”采取了相对保守的价值选择，我们理解立法者的初衷，即对私力救济采取保守的态度，以防止私刑、暴力的滥用。但无论采取鼓励还是保守的立法模式，都是一把双刃剑。很多人不解，“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”中，那么多同堂用餐的人为何没有人“见义勇为”。仔细回看视频，并非没有人介入，尤其是那位尝试挣脱男友上前帮忙的黑衣女士，她是有制止不法侵害的动机的。但遗憾的是，该事件中没有出现“武林高手”，更没有所谓的“英雄”。清华大学劳东燕教授指出：我们不要简单谴责人性，在制度没有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下，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想着自保。普通人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。近几年来，“于欢案”、“昆山反杀案”、云南退伍军人“唐某正当防卫案”等典型案件给人们一种认识，即《刑法》中的“正当防卫”条款被激活了。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。包括多年以前的“邓某娇案”等个案最终被认定正当防卫，无一例外的有媒体的巨大贡献，“昆山反杀案”更是有视频资料，否则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一起正当防卫案件是非常困难。首席大检察官张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法不能给不法让步”，但徒法不足以自行，最终决定个案结果的还是司法程序及司法人员，实践中，有相当比例的案件都按照防卫过当来处理，或者根本就不予认定正当防卫。一旦被害者施以还手就被认定为互殴，丧失正当防卫的条件，这种现象屡见不鲜。一个社会确实需要弘扬正气，需要见义勇为，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，或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、紧急避险的认定过于保守，那么无论是“见义勇为条例”的鼓励，还是民法上的“正当防卫补偿”制度，亦或是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免责（或减轻），都将阻挡不了“见义勇为”成为一纸空文。近几年来，我一直担心这种对“正当防卫”的错误认识会酿成个别人的灾难。我国司法实践中，对正当防卫的认定要求五个条件：1.有不法侵害发生；2.不法侵害正在进行；3.不能超越一定限度；4.正当防卫必须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；5.正当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。实事求是地讲，就某一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上述条件，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职业法律人都很难判定，何况大多数不懂法的老百姓呢！即便是懂法的人，在气氛特别紧张的现场，恐怕也很难准确把握尺度。这就是很多人向律师咨询，律师不敢给出准确答案的原因，因为问题本身恐怕就是个复杂的问题。举例说明，所谓“不能超越一定限度”，这个限度“如何把握”？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：“对正在进行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不属于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。”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，立法所列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”如何判断（涉及无限防卫权的行使）？有时间去判断吗？有些时候，一拳就导致对方脾脏破裂，这一拳到底是必要，还是不必要？不用扯那么远，就唐山案而言，如果男子骚扰在先，女子啤酒瓶子轮过去，男子倒地，蛛网膜下腔出血，这还能认定正当防卫吗？是否超过必要限度？所有，有些事情嘴上说起来容易，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往往是很复杂的。再者，不法行为人到底是否存在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”的故意，这个也实难界定。有时候对方只是滋事的故意，并没有想要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”，但如果你做出了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”的判断，很可能被司法机关认定为“假想防卫”。例如上面的情况，男子骚扰在先，此时女子挥舞啤酒瓶子，她是如何做出男子后续行为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”这一判断的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，换个场景，这都会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。另外，“正当防卫”要求主观上具有防卫的意识。实际上，“正当防卫”与“互殴”，其主观方面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区别。很遗憾，司法实践中，只要被侵害人还击，就很容易“客观归罪”继而被认定为互相斗殴。至于你当时是防卫的意识、还是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，不同的司法者认识逻辑、认知水平都是不同的。法律的逻辑前提存在一个假设，即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理性人。在某一案发现场，让一位理性人去判断何为正当防卫，避免不了会出现“前怕狼后怕虎”的心理矛盾，更担心“行侠仗义”受到伤害而无人问津，这是见义勇为的天然心理屏障。当然，司法过程中能否放宽正当防卫的认定条件呢？这可能是最具争议的话题。本人认为，一旦放宽正当防卫的认定条件，极易导致大量轻罪案件中出现过度防卫，造成私刑泛滥，使本来理性一点就能过去的小事儿升级为大案、命案，这当然不是法律要追求的社会效果。至于“见义勇为”的传统美德与保守的“正当防卫”立法模式这对矛盾，如何找到一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黄金分割点，这就是司法的艺术了。在此过程中，一些被错误处理的“英雄”可能会付出自由的代价，但在法治的道路上，这种代价恐怕难以避免。即便在私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国家，如私闯住宅可以才去极端的防卫方式，但很多时候，入侵者“是否得到允许”这件事就是个无头案，反正死者不会说话，生者怎么说都行。个案处理存在值得商榷之处，这是法治社会回避不了的代价，立法者、司法者需要做的是把这种代价控制在大众能够接受的范围，尽量避免“法的不必要代价”的产生。我个人鼓励“见义勇为”和正确行使“正当防卫”的权利，但这种情况如何做出“准确”判断的确是个难题。如果我是同在一个饭店撸串的客人或者我只是路过，可能我也会赶紧走，最多立刻报警。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起来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，双方人马如何区分，他们是否以往关系有隙，他们都有什么武器等等；贸然上前“见义勇为”“正当防卫”，机会成本太高了。即便民法视角的“见义勇为”，在“老人碰瓷”、“送医者被反诬”、“被拐妇女起诉离婚败诉”等刷新普通人认知水平的闹剧频发，你还敢“行侠仗义”吗？世界本不该是这个样子，但现实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建议那些正在前往唐山挑战“烧烤”的朋友们，无论你武功多么高强，在紧急情况下实施“见义勇为”，首先观察周围是否有摄像头，或者立刻让同伴、围观群众开手机录像，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稍有不慎，你的“义薄云天”就会带来牢狱之灾，因为有些事情，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。有时候，“见义勇为”也要将就方法，例如迅速打开手机，最大音量播放“警笛”声音，再如高喊“警察来了”，都可能令犯罪嫌疑人闻风丧胆。另外，司法个案的处理应当给人们一个积极的暗示，尽量降低人们的顾虑，不要人为地给“见义勇为”、“正当防卫”设置认知障碍，执法、司法过程中具体认定事实，不仅要考虑个案的公正，裁判结果更应当考虑对社会公序良俗、人性、良知等基本价值的维护。例如南京彭宇案的一审判决，全然没有考虑到裁判结果对公序良俗的负面影响。有时候，事实不清的情况下，宁可牺牲个案正义，也不能挑战人性与良知的底线，遇这种特殊情况，如果“受害人”有损失，完全可以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弥补。在此，我也提醒人们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才是王道，这与“男权”“女权”无关。现代社会，绝大多数的犯罪都与消极的社会因素有关，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紧急情况下，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发稿之前，笔者看到唐山方面又再表态：“从严从快依法严惩，还伤者公道、还市民安宁、还社会稳定”，豪言壮语间流露大无畏的英雄气概。我只想说，案件已经不归你唐山管辖了，而网络上实名举报的几起涉黑涉恶暴力事件，请认真履职彻查。任何事务都有根源，现在做应该做的是反思治安状况混乱的深层原因，“抓基层、打基础、苦练基本功”，而不是表忠心、树决心，更不需要英雄气概。所谓维护社会稳定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维护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预期。法治社会不缺英雄，法治社会无需英雄。并不矛盾。从昆山花臂男到唐山打人案……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个案不时冲击着文明社会的防线，下一个又是谁？光明日报评论：“法治建构之慢之难，法治破坏之快之容易，当给疫情下更多执法者、司法者、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警钟之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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